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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做大毕节试验区劳务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2-9-7 16:34:01    浏览:636

 

做强做大毕节试验区

劳务经济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试验区成立以来,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大量的实践,把单纯为解决人口压力和吃饭问题的劳务输出转变为发展参与要素收益分配的劳务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对试验区发展劳务经济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梳理和总结,为进一步做强做大劳务经济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毕节试验区  劳务经济  调查  思考

 

 

确定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根本依据就是试验区人口众多和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现实。如何解决试验区沉重人口负担的就业问题和吃饭问题,是深化试验区三大主题的核心和关键。关于试验区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早在试验区成立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就作过重要论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指示,要推动试验区从人口大区向人力资源大区转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提出“打工扶贫”的新举措并在织金全力践行。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以及中华职教社等单位都对试验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共同推动试验区劳务经济走向辉煌。
    一、试验区劳务经济回眸

毕节试验区曾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典型的喀斯特地区,2.6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740多万人,人口密度大,绝对过剩人口数量多,比例高。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刀耕火种占有相当比重,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工业化水平低,境内沟壑纵横,山高水急,峡深谷长,地形切割严重,生存环境封闭恶劣,既要靠地生活,更要望天吃饭。人多地少矛盾极为突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为全国所罕见。极高的垦殖率和极低的植被覆盖率,严重的石漠化和荒漠化,导致了触目惊心的水土流失,使毕节试验区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毕节试验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与生态危机。

胡锦涛同志就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于1988年亲自倡导建立了以“开发扶贫、人口控制、生态建设”为主题的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农村试验区,在新的先进的理念指导下,全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组织的劳务输出也随之拉开序幕。1996年,地委、行署专门召开了全区劳务输出工作会议,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输出工作的意见》,推动了有组织劳务输出高潮的形成,地县(市)劳动部门每年向东南沿海一带有组织劳务输出2至3万人。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毕节试验区获得了贵州省首次劳务输出表彰大会的表彰。在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带动和影响下,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要素流动制约体制的不断减少,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以“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的自发输出,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逐步成为我区劳务输出的主要形式。形成了我区自发输出为主,有组织输出为辅的劳务输出格局。2005年地委、行署下发了《关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施意见》,2007年地委、行署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劳务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意见》,行署下发了《关于印发毕节地区加快劳务经济实施办法的通知》(以下凡涉及这两个文件之处皆简称为《意见》、《实施办法》)。地委、行署的文件从“劳务输出”到“劳动力转移”再到“劳务经济”,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理论上、观念上、政策制度体系上已完成了由简单的劳务输出向发展参与要素收益分配的劳务经济的转轨变型,发展劳务经济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初步形成上:

(一)劳务经济雏形初步形成

全区有农业人口678万,劳动力总数达395万人,相对瘦脊的耕地仅有546.54万亩,农民人均不足0.8亩。按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推算,全区农业耕作仅能容纳180-220万个劳动力,理论存量富余劳动力(包括外出务工的130万)有175万人,加上每年10万以上的增量劳动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既面临严峻的形势,同时又是我们做强做大劳务经济的有利条件。每年我们通过各种途径输出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30多万人,在外务工人员年创劳务收入80多亿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例已达30%以上。几十万农户家庭通过外出务工和转移就业,实现了增收脱贫,贫困人口从345万人降到49.8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65.4%降到7.1%。还有一大批外出务工人员经过多年打工历练,开阔了视野,转变了观念,积累了资金,学到了技术,掌握了信息,增长了才干,为返乡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全区已有2万余人返乡创业,共创办经济实体(含各类园、场、店、林、果、蔬基地等)18000多个。其中50万元以上资产规模的有200来个,1000万元以上资产的有5个,吸纳就业10万多人。

(二)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培训格局初步形成

地行、行署始终把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作为做强做大我区劳务经济的重要举措。一是斥资建成了毕节职业技术学院。二是在远程教育的网络建设上投巨资,花大钱,基本建成了覆盖全区的远程教育网络。三是大力扶持和培育各部门及民间培训力量。目前我区经认定合格的各类培训机构共59个,其中部门培训机构50个,民间培训机构9个,能培训工种100余个。利用远程教育和面授等形式,每年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达70万人次左右。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的培训格局已初步形成。

(三)政策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在政策体系上,《意见》和《实施办法》对部门工作经费筹集、劳动力转移和返乡创业所需证照办理、以及返乡创业融资平台建设、用地供给、税费减免等都作了明确的安排和规定。

在制度体系上,《意见》和《实施办法》一是着力构筑纵向到底的地、县(市)、乡、村组织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二是着力横向到边的资源整合与职责明确。充分整合劳动保障、农办(扶贫办)、试验办、教育、农业、劳促会及行署驻外办事处等相关单位的资源,并明确各自的职能与职责。三是着力体制机制建设。地区和各县(市、区)都分别成立了发展劳务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形成了政府统一领导,劳动保障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建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互相衔接,上下联动、职能完备、责任明确的领导体系。建立了把发展劳务经济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经济发展目标并由目标办统一考核的目标考核机制。

劳务经济的做强做大,直接推动了试验区“开发扶贫、人口控制、生态建设”三大主题的扎实深化。

二、今后的着力点与努力方向

我们必须以全球化的视野来统筹劳务经济的发展,以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工作争第一、目标创一流”的精神状态,以坚定的决心和信心去实现地委、行署关于发展劳务经济的战略部署。总结三十年的实践,主要是为今后的工作指明方向和找到着力点提供理论指导。对今后发展劳务经济的理论思考,可以归结为数字化表述的“123456”,即把握“一个规律”、强化“两个认识”,消除“三个误区”,明确“四个概念”,做好“五个结合”,突出“六个重点”,现分述如下:

(一)把握“一个规律”

把握一个规律。就是要把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必然引起劳动力成本的增高和劳动力供给能力的下滑而迫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逐渐向次发达地区或不发达地区梯度转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多的客观经济规律。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正是抓住了当时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而迅速崛起。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一大批“三资”劳动密集型企业落户东南沿海地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增长。经过二十多年的迅猛发展,东南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已势成必然。随着发达地区整个社会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所强化的雇主责任,尤其是大幅提高的最低工资制度的强制执行,导致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许多企业已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企业成本的大幅攀升,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降低了劳动者到该区域求职的期望值与内在冲动,大批企业招不到工,形成了民工荒。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地区就业机会的增多,东部地区企业的用工问题必然是雪上加霜。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大幅改善和相对低廉的能源供应,尤其是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供应和市场环境的发育成熟,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已是大势所趋,为实现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

毕节试验区已具备成为潜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基地的条件。和发达地区相比,一方面劳动力成本降低空间巨大,且资源供应充足。另一方面,丰富而低廉的能源供应,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提供了条件。再者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企业降低运输成本和运行成本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我们还需要加强的是对市场经济环境的建设和对市场文化的培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和把握经济梯度转移规律,自觉抢抓机遇,为迎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本地搭建平台,营造环境。

(二)强化“两个认识”

一是强化发展劳务经济战略意义的认识。一要把我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上来,自觉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我区而言,做强做大劳务经济,就是抓住了“三农”问题的牛鼻子,就抓住了“三农”问题的重点和核心。二要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到试验区“三大主题”的要求上来,做强做大劳务经济是推进“三大主题”的重要实现形式。三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地委、行署的战略部署上来。地委、行署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实现我区跨越式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着力打造的五个百亿元工程之一,充分体现了劳务经济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地委、行署的目标宏大而崇高,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实现地委、行署的战略目标来开展。

二是强化对劳动力供求“质”和“量”状况的认识。正确把握劳动力供求“质”和“量”的状况,就必须要立足毕节、着力全国、放眼全球,站在全国、全球的高度来考虑和统筹我们的各项工作。从供求的“量”上来分析,我国劳动力供求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供大于求的突出矛盾逐步过渡到现在的供求大体平衡,但地区性差异矛盾突出的状况。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供求已达到基本平衡。东南沿海求大于供,中部地区基本平衡,从西部地区来看,如果单纯以其经济发展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数量来衡量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求状况,西部地区的供大于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

从我们地区来看,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尤为突出。从供求的“质”上来分析,我国技能型劳动者的供给严重不足,而普通体力劳动者的供给绝对过剩,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的不断升级、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中国制造业的异军突起,我国技能型劳动者的供给极度奇缺。由于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严重滞后,普通体力劳动者向技能型劳动者转化较为困难,普通体力劳动者群体庞大,普通体力劳动者的供给普遍过剩。我区的劳动力供给主体就是普通体力劳动者,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现实,提升打造我区劳务经济的精品意识。

(三)消除“三个误区”

一是消除否定“三缘”输出的认识误区。所谓“三缘”输出,指的就是以“血缘、人缘、地缘”为纽带的劳动力输出方式。无论是乡镇,还是县(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轻视甚至否定“三缘”输出的倾向。都认为“三缘”输出给政府管理带来困难,很多地方甚至把“三缘”输出方式作为存在的问题来汇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理论上说:劳动力资源要素流动的市场化程度是衡量经济开放程度和自由度高低的标杆。因此,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我们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三缘”输出正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础性作用的重要表现。从现实来看,市场主体的多样性和市场需求的多元性,决定了“三缘”输出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三缘”输出是我区劳动力资源要素向外流动的主要形式,相对政府有组织输出而言,它的优点是成本低、效率高、有利于增强和促进劳动力输出的自主性,降低依赖性。“三缘”输出对我区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应该加以肯定、总结和发扬光大,要充分发挥这一有效的输出形式,而不是轻视它、更不能否定它。

二是消除提高组织化程度就是提高政府主导作用的认识误区。提高劳动力资源要素流动的组织化程度,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提高组织化程度不等于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事实上政府既没有这样的财力和精力,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进行主导。提高组织化程度应该从以下两上方面来理解:首先要正确把握正规组织和非正规组织的作用。组织从其构成上可分为正规组织和非正规组织两类。两类组织形态都从不同侧面对事物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两者都是事物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要深化对非正规组织的理解和提高对非正规组织作用的认识。从我区的现实看,非正规组织对我区的劳务输出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政府正规组织仅起补充作用。其次,无论是正规组织还是非正规组织,只要开展活动,就一定要产生组织费用。现实告诉我们,正规组织的组织费用要远远高于非正规组织的组织费用。因此,提高组织化程度,要充分发挥非正规组织的作用,而不是政府正规组织占主导作用。

三是要消除将劳务输出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归咎于劳务产业本身的认识误区。随着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农村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993861部队”(99即老年人,38即妇女,61即儿童)问题,输出人员贩毒问题、拉帮结派问题、流动人口计生管理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产生,表面上看起来是由于搞劳务输出产生的。因此一些乡镇就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劳务产业本身,这种认识是有害的,错误的。消除这种认识误区,我们必须要从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上去寻找原因。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在于我们城乡分割二元板块结构的牢固和相关制度改革和创新的严重滞后,造成农业身份的劳动者转移就业后身份与职业严重脱节,产生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自身权益维护难、资源享受难、融入输入地主流社会更难”。这些问题表象通过反馈回流到输出地,这不是劳务输出本身的过错。我们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为农民工更快更好地融入输入地主流社会创造有利条件和营造良好环境。

(四)明确“四个概念”

要明确的四个概念是:劳务输出、劳动力转移、劳务产业、劳务经济。这四个概念有三个作为地委、行署三次下文的文件标题,明确这四个概念的意义极为重大。四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劳务输出是一个区域流向概念,是以一定范围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对外的劳动力资源输出。劳动力转移没有区域概念,只有产业概念。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就是农民身份与职业相分离的过程,农民的称谓无法体现其所从事职业的属性。劳动力转移是减少农民的重要举措和途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或从事其它产业即为劳动力转移,外延上比劳务输要宽泛。劳动力转移包括劳务输出,劳务输出仅是劳动力转移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转移是做强做大劳务经济或劳务产业的前提和基础。劳务产业就是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自觉将其培育成为参与要素收益分配的本地区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劳务经济的含义也是指构成本地区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一个行业或部门。因此,劳务产业和劳务经济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名称罢了,二者是一回事。

劳务输出和劳动力转移的立足点是为富余劳动力找出路,是把富余劳动力当做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来对待。劳务产业和劳务经济的立足点是把本地区的富余劳动力当做富集的生产要素加以开发和培育,从而形成本地区国民经济独特的产业部门。劳务输出和劳动力转移是被动应对,而劳务产业和劳务经济是主动切入,二者起点和立意高下之分立显。因此,笔者建议:在日常交流和非规范性的文件材料中,这四个概念可以混用,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应该使用劳务经济或劳务产业的概念。在实际工作中,更要以劳务产业或劳务经济的要求来引领我们抓落实。

(五)做好“五个结合”

劳务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众多的工作部门,我们要站在地委、行署的高度,在发挥劳动部门主导作用的同时,协调各方力量,形成合力,才能保证劳务经济的做强做大。

一是和文件的贯彻落实相结合。地委、行署的《意见》和《实施办法》是发展劳务经济的纲领性文件,是我们今后的行动指南。《意见》和《实施办法》提出的许多要求,在大部分地方和单位都得到了落实,但有的地方不管是硬件落实,还是软件建设,离地委、行署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劳动保障局作为发展劳务经济的牵头单位,对文件的贯彻落实要发挥主导作用,要对各地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办法》的情况作出评估,并积极向地委、行署汇报,督促各部门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办法》。

二是和基础教育相结合。《意见》要求,从2007年起,每年新增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10万人。要完成新增输出10万人的目标任务,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明确主攻方向和着力点,做到有的放矢。我区尚未输出的理论存量劳动力因各种原因导致有组织输出难度大,输出成本高,应该以“三缘”自发输出为主。据教育部门统计,我区初高中毕业后而不能继续升学的劳动人口每年约为10万人。有组织输出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增量劳动力上。我们要和基础教育部门密切配合,提前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做到情况明,底数清;做好规划衔接工作,充分调动教育部门的积极性,合力完成对增量劳动力的培训与输出。

三是和“两委”班子建设相结合。农村“两委”班子的建设,是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实现农村稳定发展的关键和核心。重点培养部分优秀的返乡创业人员作为“两委”班子的后备干部,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乡镇党委要着力抓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这部分人不但具有强烈的创业冲动和市场观念,而且完成了创业所需的资金和组织管理经验的积累,把他们选进“两委”班子,必将大大提高“两委”班子发展经济的能力。目前,我区已有约40%的村,在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把部分优秀的返乡创业人员选进了村党支部和村委领导班子。今后还要加大培养力度,切实提高优秀返乡创业人员在村“两委”班子中的比例。

四是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结合。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成长空间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就业主渠道,区内区外非公有制经济共为我区转移就业130余万人,成为做强做大我区劳务产业或劳务经济的主导力量。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提高农民素质,富裕农民,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化沉重人口负担为富集生产要素,变纯粹劳务输出为参与生产要素收益分配的劳务经济,离不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因此,我们要自觉把做强做大我区劳务产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制度建设融进有关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中,统筹考虑二者的发展。

五是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富裕农民,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做强做大我区劳务经济是必由之路。各级新农村建设的试点都要采取各种措施激发农民的创业欲望和创业冲动,尤其要鼓励和支持完成观念更新和资本积累的打工有成者返乡创业,自觉做好劳务经济这篇文章。

(六)突出“六个重点”

一要突出农民权益的维护。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限制,再加上维权成本高、维权路径不熟,导致维权难度大维权效果差。开展农民工维权活动,有利于降低劳动者个体转换成本,提高劳动力转移成果;有利于农民工整体形象的塑造与提升和农民工斗志的鼓舞,更主要的是体现家乡政府的支持和关爱,凝聚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给农民工以期望和力量。强化对农民工的服务,突出维权重点,提高维权的组织化程度是比较可行的路径选择,提高维权活动的组织化程度重点是提高非正规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在输入我区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方或企业,建立农民自治组织,让他们选出自己的自然领袖,乡镇或县市政府在物质上给予适当补贴和资助,在政策上给予指导,在精神上给予鼓励。自治组织的作用是收集信息、维护团结、处理自身事务和相对简单的维权工作。与此同时,要注意发挥正规组织的作用,直接主导一些典型案例的解决和总结。

二要突出返乡创业环境的培育。我们有许多返乡创业的优秀典型,他们对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返乡投资和创业将是推动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不论是穷乡僻壤还是富饶发达的地方,都有浙江人劳碌的身影,九十年代初期,完成了资本、技术、人才积累的大批浙江人又象大海退潮一样的回到故乡创业,迅速铸就了浙江非公老大的地位,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着资本和产品乃至文化的输出。返乡创业环境一要从政策和制度方面进行培育,为返乡创业搭建平台,营造环境。二要从商业文化上进行建设和培育,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价值认同的人文环境。现在迫切要做的具体工作有三项:一是建立健全事业有成的打工者的信息档案库,并对他们进行跟踪服务和有意识培养。二是热情关心区内到外地投资的人士。三是采取切实措施关心鼓励支持返乡创业者。

三要突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在目前和可以预计的将来,职业技术人才都是吃香走俏的。我区是一个人口大区,常年有130多万人在外打工谋生,但绝大部分都是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劳动者,技能型人才寥若星辰,凤毛麟角。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我区建成劳务输出大区,也要把我区建成职业技术人才输出大区,更要把我区建成劳务经济大区。要达成以上目标,政府必须要加大投入,突出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培训。政府加大财政投入进行技能型人才的培训,有人可能会不理解,认为是花自己的钱,帮别人作嫁妆,其实我们是自己帮自己:一是输出大量职业技术人才,可以寄回大量现金,从而完成资本积累。二是可以减轻就业压力,保证社会稳定。三是为我们将来的发展储备和锻炼人才。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是可以使我们的职业教育产业化,既能带来收益,又能保证一大批人不失业。

四要突出资源的整合。突出资源整合,首先要把现有的面临严峻生存压力的大中专学校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使其逐步向职业教育方向发展,并按新的定位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作为职业技术人才理论教育的基地,加大对各类职业技术人才统一培训的力度,切实解决理论人才有余,实践老师不足的问题。二是建立厂校利益共同体。通过政府资助,厂校联合,形成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充分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操作人才,把工厂打造成职业技术人才的实践操作基地,切实解决实践场地不足的问题。毕业生的劳动技能经劳动部门认定后,政府支付一定数额的经费给学校和工厂。三是整合区外职教资源。要引进发达地区的职教经验、职教设施,引进高层次的职教教师或培训学校来我区授课、办学,扩大我们的办学力量。

五要突出劳务经济品牌的打造。有的地方追求培训科目小而全,希望做到照单全收,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订单培训,绝不是照单全收,有什么单接什么单,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设备情况和教学能力,突出自身特点,培育自己的特长工种或特长行业,从而提升自己的品牌形象。织金县的沼气建设技术工人培训,已经探索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织金县利用自己沼气建设技术成型,历史悠久和国家加快沼气建设步伐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培训了1000多名沼气建设技术工人输出到周边地县,指导沼气建设,从而铸造了自己在这一行业的霸主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品牌优势。我们应该切实加以总结和推广这种培训模式。

六要突出存量富余劳动力输出方式的转变。经过点上的调查和面上的测算,我区理论存量富余劳动力约为53万人。理论存量富余劳动力大多数分布在边远贫困乡镇和少数民族村寨。其中10万人处于亦工亦农的两栖状态。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进城做简单的体力活,属于典型的季节性劳动力转移。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使得一部分人满足和崇尚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陶醉和沉湎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生活,弱化或湮灭了他们的创业欲望和创业冲动。一部分人由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差异,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严重的恐惧和抵触的心理,他们虽然在各方关注下外出务工,但因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和企业严格管理制度约束的抵触和不适应,而重新回村务农。综合年龄、身体、心理、文化、价值认同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理论存量富余劳动力可供转移的数量约为20万人。这部分劳动力因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素质偏低,有组织转移难度大,成本高。对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我们必须明确以亲带亲、邻带邻、同学朋友结伴行的“血缘、地缘、人缘”为纽带的自发输出方式为主,以有组织输出为辅。有组织输出主要针对那些有创业欲望和冲动而因家贫无力支付外出务工初期成本的贫困群体。

总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配置劳动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作用,加大投入,抓住重点,科学定位是做强做大毕节试验区劳务经济的关键和根本。

 

 

                                 (毕节地区工商联  徐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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